作者：陳勇（於2024年）

作為普通民眾，政治有左右之分是好事。左與右不同的執政理念和政策取向，對不同人群利益進行關照或限制。它們在好處上互相取長補短，在壞處上相互規避糾正，使社會在保持總體和諧的同時不斷走向進步。這也是西方國家執政黨幾年一輪換的根本原因。

從中立的立場出發，左與右並無絕對的好壞之分，無非在於所照顧的群體不同，在利益分配的偏向上有所差異。左派政府主張大政府、重稅、平均主義，在經濟利益上側重於低收入及弱勢群體；右派則剛好相反，主張小政府、輕稅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，在經濟利益上側重於資本與精英階層。

然而這幾年，西方國家的極左與極右現象似乎愈演愈烈。左的更左，右的更右，兩者水火不容。這種極端的衝突，如今往往不聚焦於經濟層面，而是在意識形態所引導的社會、文化層面全面爆發。

左派主張所謂的「進步與自由」，涵蓋了大麻合法化、性別自主認定、男女同廁、接收難民與非法移民、對歷史種族政策的反省，以及降低某些犯罪的懲罰標準等，有時甚至表現出對罪犯人權的過度保護，從而忽略了受害者權益。右派則秉承保守理念，對此針鋒相對：他們反對大麻氾濫、反對性別自主認定、反對男女同廁與無節制接收移民，主張保護傳統文化與社會秩序。

從這些基本特徵可以看出，左派一直在主張變革與反傳統，處於進攻態勢；右派則一直在守護傳統與秩序，處於防守態勢。先不論政策的對錯，光從態度上看，左派呈現出一種積極進取、推陳出新的狀態，而右派則顯得相對保守和穩健。

形象地比喻，左派像衝勁十足的年輕人，渴望改變與突破；右派像飽經風霜的祖父母，主張安於現狀、維護傳統；而父母則是中間派。在現實中，45歲以下的人大多更偏向年輕人的思維，而45歲以上則逐漸向祖父母的觀念靠攏。事實上，社會的進步與觀念的突破確實多由年輕人引領，而年長者則在一旁修正那些出格的想法與做法，確保社會在剎車閘的保護下向前行駛。因此，左與右都是正常社會必不可少的力量——沒有了左派，社會就會固步自封、死氣沉沉；沒有了右派，社會則容易失去控制，奔向瘋狂。

舉幾個實際的例子。

當年加拿大大麻合法化曾引發激烈的社會爭論，支持者與反對者各執一詞。執政的左派自由黨憑藉國會多數席位推動了這一進程，但在實際立法中，他們也吸納了右派保守黨的意見，制定了相當嚴格的規管措施。自2017年10月17日立法通過正式實行以來，幾年時間之後再來檢討此項改革，吸食大麻的人數並未出現最初擔憂的暴增狀況，市場炒作的熱潮也逐漸退去，甚至不少大麻店因競爭而關閉。與之相對的是，與大麻相關的黑市犯罪案件大幅下降，國家從中獲得了可觀的稅收，並創造了一定的就業崗位。在這個案例中，表面上看到的是自由黨推動政策的功勞，但實際上，保守黨的審視與阻撓對政策的完善起到了不可磨滅的制衡作用。沒有左右兩派意見的融合，這項政策很難落地得如此穩妥。

再看移民與難民政策。自由黨特魯多政府上台初期，大量接收難民與非法移民，給各地的治安、財政以及安置工作帶來了嚴峻挑戰。保守黨對此不斷進行批評與杯葛，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，這也迫使政府調整了做法——起碼近幾年，政府不再像初期那樣不顧負荷地接收，甚至用聯邦財政包下大量賓館供其居住。客觀而言，移民與難民為加拿大帶來了急需的低端勞動力，但政府不應當鼓勵或縱容非法越境行為。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完全可以通過合法的移民渠道來滿足，畢竟合法的審核可以排除掉有犯罪前科、健康隱患或不符合市場需求的人員。至於難民，加拿大作爲發達國家應當量力而行，盡到匹配自身能力的國際義務即可，而不應陷入盲目的道德自我感動，無限量接收。歐洲的德國與法國，目前已經因為過度接收難民而引發了嚴重的社會撕裂，加拿大多多少少也存在類似隱患，特別是在難民來源國發生國際衝突時，國內往往會爆發嚴重的對立與遊行。

此外，在司法層面，部分左派政策也給社會治安帶來了明顯倒退。例如美國某些左派掌權的州，因提高了輕罪起訴門檻，導致偷竊、搶劫等案件成倍增長，公共治安面臨極大危機。同時，對言論自由的極端化曲解，甚至到了縱容宣揚暴力與種族仇恨的地步，這些失衡的現象顯然都需要右派力量去及時糾偏。

如果用文藝一點的眼光來看，左派與右派的共存，很像李白與杜甫的詩作，不存在誰比誰更好。年輕人或許很難立刻沉浸於杜甫的詩裡，因為那裡面寫滿了生活的沉重與悲滄——茅屋被秋風吹破、茅草被幼童抱走，或是逃難途中目睹官兵連夜抓走老太婆的慘劇。但是，杜甫的詩中蘊含著無盡的悲憫與人文關懷，他關心天下蒼生，期盼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，渴望沒有戰爭、沒有骨肉分離的安寧。相比之下，年輕人自然更喜歡李白那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」的暢快淋漓，更向往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的狂傲與灑脫。

應該說，西方國家能夠從野蠻走向文明，對資本的無序擴張進行限制，使勞動者等弱勢群體的權益得到保護，左派政黨功不可沒。然而，當下的左派執政理念似乎陷入了「追求絕對進步」的誤區，在傳統的社會治理中無法獲得新突破時，政策開始走向激進與乖張，向著社會的邊緣領域延伸。在經濟上，過於超前的基本收入方案（不工作也能按月領錢）引發爭議；在社會層面，性別自主認定、降低犯罪懲罰標準等政策，也讓社會共識逐漸走向撕裂。

無論如何，一個健康的國家和社會絕不能只有一種聲音。長期由單一的左派或右派執政，都會導致權力的失衡與社會的畸形。政黨輪替或許不是一種完美的制度，但在人類目前的智慧範圍內，它依然是維持社會動態平衡、防止滑向極端的有效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