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陳勇
許多人問我，作為一個非文字工作者，為什麼能保持如此高產且持久的寫作狀態？這一切的種子，其實在我的大學時代、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經埋下。
去年（指2020年）由於美國選舉的亂象，外加封城宅家無事可做，我寫了許多政治評論。幾乎天天寫，有時一天還不止一篇，只在忙於業務或打球時才稍停一兩天。從字數來看，我普通的篇幅都在兩千字以上，文思洶湧時一天寫上幾千甚至上萬字亦是常事。我不知道記者或作家等專業文字工作者一天寫多少，但作為業餘愛好者，我感覺自己寫得蠻多的。
我不記得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寫東西產生興趣。大學時期，我曾寫過一些文章發表在報紙或校刊上，但並不天天寫。畢業之後進入銀行工作，也只是偶爾寫點文章，其中一篇文章被總行行刊選中發表，在當時我所在的分行引起不小的震動。辦公室的大姐誇讚說，總行行刊堪稱行內的人民日報，能在行刊上發表文章實在太了不起了。她並不知道，我在大學時的文章就已登上了《中國青年報》、《南方周末》等大報，行刊對我而言並不算什麼。但因為這次發表，我意外在行裡聲名鵲起，全行上下都知道我的「筆桿子」可以，不過那時我依然沒有經常動筆。
後來調到人力資源部，日常只是寫報告或起草公文，那種八股文的形式與內容根本不能算是文章。再後來到資金計劃部，每個月要寫月度業務總結與分析報告，內容也是大同小異，不過是數字變了，對數字的描述與表達稍微替換一下而已。
我寫得更多的時期，是到業務部工作之後。那時要經常寫信貸調查與分析報告、送審文件等。特別是在跳槽到香港恆生銀行擔任金融分析師之後，由於參與的銀團貸款等大型信貸項目規模更大、更複雜，一份調查報告往往要寫幾萬字，比大學的畢業論文還要長得多、複雜得多。這些文字與業務水平，必須經得起花旗銀行等國內外頂尖同行專家的嚴格審查。經過兩年多高強度的歷練，我的業務能力與寫作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，也正因如此，後來我被華夏銀行挖角，參與了華夏福建省分行的籌建工作。
移民加拿大之後，每天忙於生計，沒有太多寫作的機會。放鬆的方式就是在網上論壇發發帖子、聊聊天，有時也把自己的移民生活、工作、學習經歷寫出來分享，其中也涉及政治與經濟的內容。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，我在網上跟網友談論金融市場與股票投資的內容比較多。但那時零碎的寫作狀態如果跟現在相比，寫得還是太少太少了。
2010年開始從事理財顧問業務後，我幾乎每天寫股評，週末寫專業理財文章，兩年時間寫了八百多篇博客。篇數雖多，每篇字數僅有幾百到一千字，只有週末的專業文章會長一些。後來由於合規性問題，公司擔心股評會影響讀者的投資行為而不允許繼續寫，我便停掉了股評寫作。專業理財的內容容量有限，不可能天天有話題，我的文章便漸漸變少，只偶爾在博客裡寫寫隨筆、遊記和評論。直到去年下半年到今年這段時間，才算是我寫得比較多的時期。
看到這裡，許多人可能會奇怪，為什麼我會有如此強烈的表達慾望？我想，這大概發端於我大學時期的課堂發言經歷。
記得小時候，長輩們可能被文革給嚇破膽了，總是教育我盡量少說話，甚至不說話。因為說話了，底細就會被別人看穿，說得越多，麻煩可能就越大。這種教育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敢發聲。現在看來，這是一種有毒的教育，還好我並沒有一直盲從這種所謂的「禁言信條」。
在大學生涯裡，我有過許多高光時刻，比如獲得各類獎項，但現在想來都不怎麼記得了。仍然清晰留在記憶裡的，是我一個人幾乎佔了全班課堂發言的95%，而全班其他38位同學的發言總量只占5%左右。這僅有的5%還不是他們主動發言，而是被老師點名指定的，而我的發言大部分是我自己爭取的。
之所以會這樣，原因有三個：一是我不怕出醜，二是我看書很多，三是我思維獨特。老師提問時都希望有人主動回答，但每個人都怕答錯丟臉，所以幾乎沒人舉手。而我因為課外時間幾乎全泡在圖書館（大部分同學則用於打牌、談戀愛和玩耍），知道得自然多一些，思維也開闊一點。起初看場面尷尬，我覺得應該救場，而且自己也懂一些，就舉手了。老師見有人主動，便給予特別的褒獎和誇讚，哪怕有時回答得不怎麼樣。更何況，我的觀點時常讓老師感到驚喜，從此對我刮目相看。
這種情況發展到後面，有些同學就不舒服了，開始以開玩笑的口吻酸我、甚至譏笑我——這種人在世界上其實蠻多的。我自己也感覺不妥，便不再一開始就舉手。但到實在沒人回答、場面陷入死寂時，老師的眼睛就會看向我，我不得不站起來回答。以至於到最後，我成了全班的依靠，老師一發問，全班的眼睛都齊刷刷看向我，示意我趕緊站起來，以免他們中有人被老師硬叫起來。
事實上，許多人忽略了課堂回答問題的重要性，而我自己是受益匪淺的。在開口回答之前，必然要運用學過的知識進行思考，或進行假設性的預判，這是檢閱學習成果極好的機會。即使答錯了也沒什麼大不了，反而能知道自己在哪裡掌握得不夠、理解有偏差，再聽老師講解，領會得更深更透。不回答問題，基本上就放棄了主動思考，也就沒學會「如何思考」這門大學裡最重要的功課。因為這種思維上的差距，我曾不知死活地放過豪言：我可以當我同班同學的老師。
來到加拿大之後，我才知道這裡的教育非常注重日常表現。老師給學生的最終成績是綜合了日常作業、團隊合作、課堂演講以及課堂發言等多個維度加權得出的。這讓我意識到，雖然當年中國的老師沒有給我任何課堂發言的分數，但我卻獲得了太多對我有利的學習機會與鍛鍊。大學時拿了什麼成績、得過多少次獎學金，現在看來一點都不重要，反而是那些課堂發言的機會讓我獲益良多、記憶深刻。
如果說大學時期的課堂發言，是迫使我在短時間內組織語言的「即興思考」；那麼如今的寫作，則是讓我沉澱下來、反覆推敲的「深度思考」。有思考，內心便有所得；當所得無法在生活中隨時隨地向人傾訴時，寫作就成了我釋放觀點、記錄思考的唯一渠道。
不得不說，寫作帶給我太多實實在在的好處。由於農村出身，在城市裡沒有任何社會關係，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了銀行最基層的分理處當出納，每天的工作除了數錢還是數錢，看不到任何升遷的機會。改變我命運的武器，就是我手中的筆。因為文章發表，全行包括行領導都知道了我的存在。當職位空缺出現時，我的機會就來了。可以說，我在中國職場上的任何一步進階，幾乎全仰仗手中這支筆（當然，我個人的努力與突出的業績也是不可或缺的）。反過來想，假如沒有這支筆讓領導看見我，我連努力的舞台都沒有，在出納崗位上又能努力出什麼成果呢？
來到加拿大從事理財顧問工作後，我最初的客戶也幾乎全來自我的讀者。許多同行開展業務全靠向身邊的朋友熟人推銷，而我從未主動找過任何一個朋友推銷業務。很多人在挖光身邊的人脈後，業務便停滯不前，最終被行業淘汰。而我的情況是，我把許多陌生的讀者變成了客戶，再變成了朋友，如此循環，業務越做越好。這一切，依然得益於我手中的筆。
因為要寫，而且我的讀者中不乏業內行家，我不得不把專業知識掌握得特別透徹，把深奧的理論消化吸收、變成自己的東西寫出來。在這樣一個將知識內化並付諸文字的良性循環中，我變得越來越專業，做業務時自然能為客戶提供最靠譜的解答與服務，業務推進得也就格外順利。由於經常撰寫政論，後來甚至有電台邀請我擔任政治評論員。
嚐到寫作與表達的甜頭後，我常鼓勵孩子們在課堂上多發言，不要怕說錯被笑話。我會拿自己的經歷告訴她們，別太在乎旁人的評頭論足。一個人活在世界上，最該擔心的是默默無聞，而不是自己的觀點被別人所詬病。
在這個世界上，任何觀點都有人讚同，也都有人批評，何必在乎那麼多？如果我們事事聽從身邊每個人的意見，那我們根本無法生存，因為你永遠無法滿足所有人對你的期望。況且，今日的支持者可能是明日的批評者；在一件事上的批評者可能在另一件事上會變成你的支持者。但不管怎樣，我們還是要表達，不要害怕表達。
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絕對不是傻瓜，我本人反而非常討厭那些城府極深或假裝城府深的人。坦蕩地、表裡如一地做人，能讓道不同者主動離去，省去我們虛與委蛇的時間與精力，這是多麼省心、痛快的事啊！更重要的是，這能讓我的文字始終保持純粹與乾淨。一個在生活中畏首畏尾、不敢表露真心的人，他的筆下是絕計寫不出有風骨、有溫度的文章的。
當然，也有人勸過我：「你是做生意的，最好不要表明政治觀點，以免失去不同立場的潛在客戶。」這種說法乍聽之下有道理，然而我想問，有幾個人會真正欣賞那些見人說人話、見鬼說鬼話的牆頭草？做生意如果需要犧牲表達的自由與做人的良知，那這個生意的成本未免也太大了。像我這樣表裡一致、愛憎分明的人，反而能贏得客戶心靈深處的認可、信任與尊重。我的客戶跟我的關係都很鐵，找我不僅僅是因為專業，更是因為我善良正直的人品讓他們放心。表明立場不會讓我失去什麼，只會讓我得到更多、更純粹的同行者。
在寫作這件事上，我始終有一個夢。我希望能寫一部小說，將移民群體的故事與整個社會的時代變遷結合在一起，寫出生活的酸甜苦辣，寫出時代的脈搏與移民群體努力向上的生命力。對於從未寫過小說的我來說，人物的塑造、結構的設計、情節與情感的鋪陳都存在著巨大的能力局限。目前我確實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靜下心來學習提高，只能先把這個夢想暫時壓抑一下。
我想，等到女兒們長大，我可以跟已經學會寫小說的女兒共同來探討這些問題。爭取再過二十年，在退休的優雅時光裡，鋪開稿紙，真正為我們這代移民、為這個時代，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。這，是我寫作之路上最浪漫的夢。